假想一下，现在是2001年的美国，纳斯达克指数已经从5000点下跌到了2000点。华人Mr.Zhu创办的HUIYUAN 软件公司早已跌破上市时的招股价，由于经济低迷，竞争加剧，即将发布的财报很可能会进一步拖累股价。突然传来消息，产业巨头微软公司（当然也可能是日本的软银集团或者澳洲的新闻集团）决定收购该公司，并开出了相当于其当前市值3倍的天价。

思考再三后，年近60的Mr Zhu终于同意出售公司。

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HUIYUAN的大小股东们无不对此决定拍手称快。整个硅谷为之震动，更将Mr.Zhu视为成功的创业英雄。各大风险投资公司纷纷邀请手握重金的Mr Zhu出任合伙人。商学院把HUIYUAN的前世今生写成了教学案例。而Mr Zhu还不想马上急流勇退，又开始了一个新领域里的创业计划。

当然，这一切都只是我的虚构。但类似的故事在硅谷的确一再发生。仅以我们最熟悉的为例。2007年，朱敏以32亿美元的价格把自己创办十年的WebEx卖给了思科。比他更年轻的邓锋几乎与他同时创业，成立网络安全公司NetScreen。2004年，他以40亿美元将公司出售给全球第二大网络设备制造商Juniper。此后，两人又先后开启新的事业。

这种现象在硅谷由来已久。1999年，在科技热最顶峰的时候，美国商业作家迈克尔·刘易斯出版了一本书，叫做《THE NEW NEW THING》，这不仅是一本关于硅谷大亨吉姆·克拉克的个人传记，亦被视为对硅谷文化的完美诠释。

克拉克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，先后创办了三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SGI、网景(Netscape)和永健（Healtheon）。几乎每一次，他都在公司上市后不久选择退出，把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，或者高价出售。所获之回报部分用于享受生活，部分投入到下一个新事业中。

克拉克用一个比方来解释自己的商业哲学：只要干得高兴愉快，可以像猩猩攀缘藤草一样紧紧抓住每一个项目，但如果干得不再愉快，就去寻找下一株新的藤草。

在硅谷，不会有人将克拉克视为企业的叛徒、品牌的出卖者。大家都认为，作为创造者，克拉克已经完成了自己的阶段性使命。至于他接下来的选择，只要不损害股东利益就可以。

硅谷文化并非从天而降，它代表了美式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的新阶段。除了鼓励创新、宽容失败、给予冒险超额回报之外，这里还尊重每个个体的选择，提倡良性的商业竞争。

但在大洋彼岸，朱新礼却远没有克拉克、朱敏他们幸运。自从他决定把汇源果汁以25亿美元的高价卖给可口可乐后，舆论的口水就几乎淹没了他。

他被视为“逃兵”、“懦夫”、“民族品牌的出卖者”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下，一桩再符合商业逻辑不过的交易在我们这里却被打上了道德的烙印。

朱新礼为什么不能像朱敏那样从容进退？汇源为什么不能像WebEx一样自己选择命运？

过去16年，朱新礼从无到有在中国开创了一个产业，打造了一个年销售额20多亿人民币的香港上市公司，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创业家。但创业家非得就是一个企业家吗？

硅谷最成功的连续创业家之一陈五福就曾说过：“创业家，总想做新的、早期的事情，他敢冒很多的风险。冒险可能会失败，但不冒险，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。反过来，当公司变大时，开始追求稳定，不再追求无穷无尽的冒险，这就需要心态上的改变。但是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创业家，不习惯改变这一心态。”

有人问他；你创业这么辛苦，好不容易把企业养大，再送给别人你放心吗？陈反问道：把企业交给别人不一定成功，但让我留下，就一定成功吗？不见得。

“创业家不是不能变成企业家，关键是，有些创业家不愿意变成企业家。” “把企业交给别人，比我自己继续做，成功的机会更大，这就是分工。而我的价值，就是再去创业。”陈如是说。

事实上，整个硅谷也只有极少数的创业家能够成为第一流的企业家，比如比尔盖茨、拉里埃里森等，包括苹果的乔布斯也曾经因为业绩不佳而被董事会扫地出门，而后再创业，再重返苹果。

华人世界里的传统商业文化，习惯于将公司视为家族私产，恨不得传子传孙，做成百年老店。王安电脑的创始人王安、CA软件公司的创始人王嘉廉，他们都一手将公司带大，后来又几乎亲手将公司毁灭。在其事业的后期，他们的昏庸决策，已经不再为公司创造价值，而是在摧毁价值。

而早在1901年，钢铁大亨卡内基把自己所拥有的卡内基钢铁公司的所有股份卖给JP摩根，成全后者整合钢铁业，打造美国钢铁公司的梦想。而卡内基自己，则通过出售成为当时“世界上最富有的人”，并创办了第一个慈善基金会。今天，美国钢铁公司已经没多少人知道，但卡内基基金会的影响力却广为传播。

从产业发展的自然规律来讲，也是从分散走向集中。当年的家电连锁零售业，吸引了多少初创企业，发展到今天，只剩下国美、苏宁两强。但张大中、陈晓、汪建国等人并非失败者，他们通过出售公司，也获得了惊人的回报。但竞争并没有就此结束，网络电子商务又开始孕育新的挑战者。

非洲大草原上的弱肉强食，虽然看起来残酷，却是最符合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。在一个健康的商业生态里，不断有旧的公司消亡，旧的产业衰退，就不断会有新的公司创立和成长，新的产业诞生和繁荣。这样的地方才真正是年轻人梦开始的地方。

假设一下，如果早期的硅谷创业者都还在坚守自己的公司，政府和舆论永远同情保护弱者，阻止一切以大吃小的行为，那么最可能的情况是一群小公司仍在无序地厮杀，大家都在互相抄袭模仿，没有创新的动力。产业做不大，投资者得不到回报，也不敢再介入其中。

这样的情况，在今天中国的很多产业中都可以看到。

朱新礼之所以想卖掉公司。说白了就是两个原因。一是自己的巅峰状态已过，而儿女都无意接班。下面的职业经理人也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；二是，产业已成“红海”，巨头进入，汇源如果放在全球饮料市场上衡量，算不上领先者。品牌、资本、销售能力皆非其所长。

当然，他可以选择继续扛红旗，坚持下去。但一个人越成功，他的风险承受能力越低。就像希腊寓言中的西西弗斯，往上推大石的过程无比辛苦，而且越往上越危险。

有人说他卖亏了？我想，谁也没有比朱新礼更清楚汇源的状况，他是这个公司的最大股东，他怎么可能允许“自有资产”流失呢？衡量风险与回报，是一个创业家的本能。每股12.2港元的出价，已经相当于汇源市盈率的49倍。

有人指责他不该卖给外国人？首先，国内市场就没有造就足够量级的买家（这该怪谁呢？），能够出得起这么高的价格。除了中粮这样的大国企，就是一堆比汇源实力还弱的民企（如果中粮出这么高的价格，会不会也有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呢？）。

其次，可口可乐不仅是全球饮料业的老大，本身也已经是个国际性的公众公司。如果朱新礼乐意，完全可以像中投拿外汇买黑石的股票一样，成为可口可乐的股东之一。

有不少人叹息，又一个民族品牌消亡了。可当初，这帮人除了搞评奖排行万里行圈钱之外，还干过什么正事。说实话，熊猫死了，小护士死了，乐百氏不行了，又怎么样？

大家可以到街上看看，过去十年，我们身边的民族品牌到底是减少呢？还是增加呢? 我们失去了熊猫，但我们又有了纳爱斯、佰草集、霸王；乐百氏不行了，还有娃哈哈、农夫山泉、王老吉、蒙牛……被外资收购了的南孚电池、太太乐鸡精、卓越网不现在也发展得挺好嘛！

美国人可以把安海斯-布希卖给比利时的英博啤酒，把哥伦比亚电影卖给日本的索尼，把克莱斯勒卖给德国的戴姆勒-奔驰，把Myspace卖给了澳大利亚的新闻集团，却又转身创造出星巴克、苹果、Pixar、Google和Facebook。中国人有这个底气和自信吗？

保护是保护不出民族品牌的，只有竞争才能促进商业繁荣。

还有人拿网民投票反对来说事。可我一直觉得，民意在中国是很可疑的。真正需要民意参与的事是没民意说话的份的，不需要民意的事反而一大群匹夫来慷慨激昂。

一件事情要多少人来参与表决，取决于有多少直接利益相关方。要是一小国要加入欧盟，肯定要全民公决，因为跟每个人的利益都相关。可一个公司的出售，需要网民公决吗？这些网民只是点一下鼠标，他们对汇源究竟了解多少。我想，决定权还是在于大小股东、债主，也许还有工会和政府。

其实，不管上市还是出售，本质上都是创业者套现退出，区别在于退出的程度。如果创业者不能把多年的奋斗成果兑现成真金白银，不能享受结果，永远只能在路上，那么还有多少人会有创业的动力？又怎么会有新一轮创业的资本？

这就好像你到了一个赌场，成为千万人中的幸运儿，前提是完全靠自己的实力和运气，。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想抽身离场，可只要赌场对你说，不许兑现，你必须继续赌下去，直到你累死为止。你觉得这个游戏还有意思吗？

为什么中国最好的民营企业都在海外上市，原因之一就是只有美国、香港才有最完备的退出通道。而在A股市场上，过去基本上不对民企开门。现在开门了，但“大小非”减持到今天仍是个问题。

很久很久以前，某村子里有个孤苦伶仃的小姑娘，自力更生，忍辱负重，终于出落成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。这时，邻村的一个有钱员外爱上了他，正当两人情投意合的时候，村里炸开了锅，说咱们村年轻光棍还很多，虽然要钱没钱，要貌没貌，可也不能便宜了外面人。可姑娘死活不肯改嫁本村，村里的大妈族望们急了，找到村长，干脆颁一块匾下来：“贞节烈女”。有钱员外被吓跑了，可姑娘从此一天天人老珠黄。偶尔，村干部们喝醉了酒，跑过来揩揩油。

　　请尊重一个创业家的个人选择吧。

(更详尽的内容请参见9月12日上市的《创业家》，内有朱新礼接受我刊的独家专访。欢迎批评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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